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，园区从无到有，由弱到强，经历了孕育期、初始培育期、高速发展期、稳定调整期、创新发展期五个阶段，从单纯的数量增加转变为效益的全面提升，整体发展呈现勃勃生机。
1979年1月，国务院批准设立蛇口工业区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；
1984年9月，国务院首先批准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；
1988年5月，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；
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，杭州突出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，宁波突出打造东方文明之都。
1992年，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新一轮高潮，我国产业园区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新增国家级开发区39家，新增国家级高新区25家，新增国家级保税区20家，新增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14家，新增其他国家级开发区17家；
2003年，国务院对各类产业园区进行清理调整，提出“以提高吸收外资为主，以发展现代制造业为主，以优化结构为主，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、致力于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、促进园区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转变”的“三为主，一致力”的方针；
2014年，我国已有国家级产业园区477家，省级产业园区1167家，市级产业园区数不胜数，平均每个城市拥有4.8家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；
2017年，国家级开发区552个，省级开发区1991个，各类社区超30万个，全国园区投资220亿元，园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的承载平台和增长动力。
园区的发展，一方面给产业带来无限生机与机遇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国产业园区整体空置率过高的现象。2014年，上海商务园区空置率超过10%，部分园区空置率甚至超过20%。由此可见，我国传统产业园区存在严重的供给过剩情况，发展瓶颈问题也随之浮现。
园区信息系统独立运行，缺乏统一管控，“烟囱式”信息部署单一，导致“孤岛效应”，运维效率低下。
园区信息化建设缺乏明确方向和整体规划，自我定位不清晰，同质化现象严重，在数字化全局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顶层设计规划，导致业务内容重复设计。
产业园区闭环发展，发展定位不清晰，与当地技术、人才、产业等基础能力脱节。
未构建园区生态，园区内产业链多而短，关联度不高，很难形成产业集群，无法实现生态链、产业链的链接与共生。
园区管理经验不足，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，管理手段落后，智慧化配套设施及服务不够完善。
以上园区发展问题亟待解决，在园区探索创新发展过程中，数字化建设有助于争夺高端产业发展要素、加快科技自主创新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、完善民生保障体系、提升园区影响力。因此，智慧园区的建设意义十分重大，是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起点。
2012年，我国首次提出“智慧园区”，传统园区正式向智慧园区转型升级，开启智能管理型智慧园区1.0阶段，面向个人的安防、通勤、交通产品、智慧安防等解决方案成为园区发展的主流产品；随着智能化物流园区、智慧旅游产业园、人工智能产业园快速发展，可视化可决策集成方案的广泛应用，智慧园区由智能管理型向智慧应用型发展；《新一代智能产业发展规划》的提出，推动科技赋能、资源聚集、绿色低碳的智能化综合型园区快速升级，智慧园区全面进入智慧决策阶段。
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中明确指出“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”是推进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举足轻重的关键组成。在政策、资本、技术、市场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，智慧园区建设需求将持续增大，市场规模恢复较高增长态势，到2022年将超过3000亿元，未来发展空间广阔。
虽然园区智慧化投资规模正在快速增长，但是我国产业园区智慧化渗透率仍然较低，在国家高新区中，智慧园区占比约为35%，园区智慧化改革尚处在布局调整阶段，智慧化渗透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
目前，我国智慧园区已经形成了“东部沿海集聚、长江中部联动、西部特色发展”的空间格局。环渤海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及良好的园区载体平台，成为智慧园区的重要聚集区域。长江中部地区借助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势头，大力发展智慧园区建设；西部地区依托产业转移机遇，结合各自区域特点和园区产业发展基础，加快智慧园区建设。
「本文来源：网易」